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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种信仰
——追记吉林长春南关区法院审监庭负责人刘爽
作者:本报记者 陈 冰 王珊珊 本报通讯员 张玉卓  发布时间:2017-07-04 16:18:00 打印 字号: | |
  2017年4月29日,吉林省长春市。天空碧蓝如洗,几朵白云飘浮在空中,悠悠俯瞰着大地。

  刘爽一手拎着水果,一手拎着新鲜欲滴的蔬菜,匆匆地往家走着。精致的黑色高跟鞋把她衬得更加苗条高挑。

  这是“五一”放假的第一天,就像每一个周六一样,洗菜、切菜……刘爽一边麻利地准备着一家人的饭菜,一边用抹布把滴落在橱柜上的水渍油渍清理得干干净净。

  “老郑,别磨蹭了;潇潇,赶紧吃饭,吃完饭咱们去松原看你姥姥。妈妈买了姥姥最爱吃的水果。”不一会儿,一桌饭菜端上了桌,刘爽催促着丈夫郑逢春和儿子郑潇。

  当事人:长大了,我也要当刘阿姨那样的法官

  2015年10月,秋高气爽,微风中夹杂着几丝寒意,同样碧蓝如洗的天空,朵朵白云游弋。张小晴却没有欣赏风景的心情,此刻,她正心急如焚。

  接到邻居的电话,她脱下工服就冲了出去。她的脑海一片混乱,耳边不停地回响着邻居的声音:“你老公六个月前走了……你嫂子占了你家……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你女儿玲玲了……”“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你女儿玲玲了……”这声音一遍又一遍回响在她耳边。

  到底发生了什么?玲玲现在在哪儿?一连串的问题让张小晴不知所措,眼泪像止不住的水龙头,顺着脸颊滑落。

  张小晴一口气跑到长途汽车站,买了最近一班回长春的车票。

  回到家,一切已经变了模样。防盗门紧紧地把她锁在门外。张小晴拼命地敲打房门。内门开了,二嫂隔着防盗门冰冷的铁栅栏没好气地说:“敲什么敲?你和这个家早就没关系了,还回来干什么?”

  “老李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?房子是我和老李买的,你为什么在这里?玲玲呢?你们把玲玲弄哪儿去了?”

  “你们俩早就离婚了,这房子早跟你没关系了,现在三弟不在了,房子就是爸妈的,我来照顾爸妈给他们养老送终,这房子将来就是我儿子、他们孙子的。你们家丫头不是李家的人,我已经把她送人了,你以后也甭来了!”

  “送人了!”这一声如晴天霹雳。“他死了,房子也是玲玲的,这是我们早就说好的!玲玲呢?玲玲人呢?还我玲玲……”张小晴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震惊了整个楼道。

  在邻居的帮助下,张小晴辗转在山东乡下找到了女儿玲玲。

  见到又黑又瘦的女儿,两人抱头痛哭。

  孩子找到了,总得有个家呀。当初离婚时,为了玲玲,张小晴放弃了房产份额,房屋落在前夫一人名下。两人约定,将来无论发生什么,这房子都要留给玲玲。张小晴净身出户到外地打工去了。

  没想到,离婚刚半年,前夫老李就病逝了,更没想到寡居多年的二嫂会把房子霸占。

  “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天都塌了。每次去要房子都被他们母子给打出来。我们老爷子(张小晴的公公)也看不过去,刚帮我们说几句话,就被他们母子俩骂回去。”张小晴说,“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,谁愿意去法院,尤其是我们这种没钱也没势的人。”

  2016年4月,张小晴万般无奈,来到了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。承办她案件的,正是当时还在民一庭的法官刘爽。

  “第一次见她,感觉很亲切。她特别耐心地听我说我的委屈,还安慰我。”张小晴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,擦了擦眼泪,“她跟我说‘别哭,有法律在,法律会保护你的权益。是你的就是你的,谁也抢不走,法律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’。”

  “我当时还担心,二嫂家有人。我这没钱没势的,法律能保护我吗?”张小晴回忆,“刘法官跟我说的话让我暖到了心里,她的话我一辈子都记得。她跟我说,‘什么叫法律?什么是法院?法院不是给有钱有势的人开的,法律是公正的,法院对有钱没钱、有势没势的人都一样。你要相信法院,相信法律!’”

  “刘法官的话让我看到了希望。”

  刘爽没有食言。为了查清案件,她跑房管局调查房屋登记信息,找张小晴的公公了解情况,还跑到张小晴的小区探访邻居,了解房屋归属以及张小晴前夫的遗嘱情况。

  好心的邻居悄悄告诉张小晴:“法官来了,你遇到好人了,这个法官是个为老百姓伸张正义的人,能给你讨回公道。”张小晴的眼泪唰地掉了下来。

  经过一番耐心调查,事实终于水落石出。最终判决房屋归张小晴的女儿玲玲所有。

  “案子结了,小晴的女儿跑到我家说,‘阿姨,刘法官是好人。她为我们伸张正义,夺回了房子,我想谢谢她。我要好好学习,长大了也当法官,要做一个刘法官那样的法官。’”张小晴的邻居王红说。

  “孩子可懂事了,学习很用功。她总跟我说,刘法官是她的偶像,她将来要当法官,要做一个刘法官那样的人。”张小晴说,“通过我的案子,通过刘法官,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,法院是咱老百姓说理的地方,有事还得找法官,还得靠法律。”

  律师:她让不信任法律的当事人信任法院

  “潇潇,吃完饭把桌子收了,碗洗了。妈妈擦完地咱们就出发。看完你姥回来,妈妈还有个判决要写,咱们得抓紧时间。”刘爽蹲着用抹布一点一点把客厅的地板擦得锃亮。

  郑潇站起身,把碗拿到厨房。刚打开水龙头,便听见妈妈喊:“潇,快过来,扶妈妈一把,妈妈起不来了。”

  郑潇放下碗,走出厨房,看见母亲坐在地上,斜靠在沙发旁。

  “妈,您怎么了?”郑潇紧走几步,扶起刘爽。

  “我头晕、腿麻、鼻梁骨疼。不太好,恐怕是脑出血,快送我去医院。”

  郑潇叫来父亲,两人架着刘爽,把她扶上了车。

  “确实是脑出血,具体情况还要做进一步检查。”医生给了明确的诊断。

  “潇潇,把电话给妈妈。”刘爽用微弱的声音说。

  “妈,我在医院,是脑出血,情况不太好,如果我不行了,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潇潇和老郑……”电话是打给刘爽母亲的。

  “不好,又有出血。第三颅室充血、第四颅室充血……病人昏迷,没有自主呼吸了,抢救!”

  刘爽被推进了ICU。

  听说刘爽病了,钧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华桦第一时间赶到医院,想为刘爽做点什么,却被大夫拦在了门外。

  “刘爽是个好法官,也是我最敬重的人。”李华桦的声音哽咽了。

  几年前,李华桦代理过一个案子。房产公司拖欠100多名老人的拆迁款,并以各种方式转移资产。老人们多次上访,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

  “我是这起执行案件代理人。”李华桦说,“经过多方查证,我们刚刚找到了房产公司的财产线索。大连的一家公司就起诉了该房产公司债务纠纷。这明显是一起虚假诉讼。如果大连公司胜诉,老人们刚刚看到一点希望的拆迁款又要泡汤了。大家非常着急,担心两家公司联合,损害拆迁户利益。”

  多年上访,许多老人并不相信法律。他们担心财大气粗的房产公司买通法官,案件得不到公正的处理。于是,老人们来到法院,将当时的民一庭庭长团团围住,你一言我一语地要讨个说法。

  “这个案子是我审的,我是主审法官,有什么问题问我吧。”刘爽一声大喊,人群向她涌了过去。

  “你们法院是不是收了房产公司的钱?案子你打算怎么判?”

  “我们要看案卷,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,不然我们就不走了!”

  “对,不走了!”

  老人们情绪激动。

  “大家听我说,你们不是案件的当事人,按照规定是不能看卷的。你们要相信法律,相信法院会作出公正的判决。”

  “你打算怎么判?”

  “判决结果是审判机密,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。在判决作出前,连院长也不能知道结果,这是审判纪律。你们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,如果你们有疑虑可以派代表旁听庭审……”刘爽的一番话有理有节。老人们的情绪逐渐平复。

  “其实她本可以不理这些老人,她只要说‘你们不是我案件任何一方当事人,你们无权看卷,我也没有必要接待你们’。可是她却特别耐心地跟老人们解释。”李华桦说,“后来,刘爽很快就查明真相,公正地处理了这件案子,驳回了原告的起诉。”

  “真有青天大老爷呀!”70多岁的老大爷说。

  “通过这件案子,法院的公信力树起来了。老百姓对法院的信任建立起来了,这一点很重要。”李华桦说,“之前不信任法律的当事人也信任法院了。其中有一个当事人有一起债务纠纷一直没起诉。他认为自己没钱没权,起诉也没用。这起案件之后,他改变了看法,认为法院是公正的,后来也去法院起诉了。”

  “刘爽是用实际行动,通过细微的事情维护法律的尊严。”李华桦说,“不仅如此,她还总能读懂当事人的心理,能够说出当事人的委屈。她总是跟当事人说‘我特别理解你,你很委屈,你委屈在……’然后再跟当事人说理。她把姿态放得很低很低,才能走进当事人心里。”

  “有一次我找她取传票。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旁边办公室的地上,好像是在等她的法官。刘爽知道了,就把老太太叫进自己办公室。听老太太絮叨了很久。”李华桦说,“这老太太我碰到了三四次,每次刘爽都很耐心地听她说。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,问刘爽‘又不是你的当事人,你那么忙,理她干吗’?刘爽笑了笑说‘她有心结,我帮她解开就没事了’。后来,她真的把老太太心结解开了。”

  “很多人不认为有这样的人、这样的法官存在,可是我是真真实实地看到了。她不拿你一分钱,不吃你一顿饭,却懂得付出,懂得为当事人考虑。”

  同事:她鼓励我们,中国法治会越来越好

  “嘀嘀……嘀嘀……”ICU病房的生命体征监控器轻轻地呻吟着。病床上,已经昏迷了5天的刘爽,身上插满了管子。吊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注入她的体内,维持着她最后一丝气息。

  窗外,乌云把天空压得很低很低,低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小雨噼噼啪啪打在窗上。郑潇感觉自己的心在滴血。

  “这不是真的,真不是真的……”郑潇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,“咱们说好的一起去看姥姥……”

  “家属,快去准备衣服吧,晚了就穿不上了。”医生委婉地宣布了“判决”。

  “轰”的一声惊雷,郑潇瘫坐在地上。

  2016年10月,也是这样一个阴沉的雨天,刘爽吃完晚饭正在电脑前写判决,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。

  “今天你妈妈的诊断结果出来了,情况不好,大夫说是胰腺癌……”父亲电话还没说完,一向坚强的刘爽就已泣不成声。

  “那段时间,总看到我妈对着窗外发呆,有时候还喃喃地说‘你姥最喜欢春暖花开了,可惜她很可能等不到再看一眼她喜欢的花草了。’”郑潇说。

  刘爽一直想把母亲接到身边照顾,可是老人年纪大了晕车,大夫也坚决反对她长途跋涉,怕影响病情。不得已刘爽把母亲托付给弟弟妹妹照顾。她和儿子、丈夫每个周末都会回松原老家看望老人。她想尽可能地多陪陪母亲。可她宁愿来回奔波也没有请过一天假,没有因此影响工作。

  “那一天,我们本来是要去看姥姥的……”郑潇低着头呢喃。

  “刘姐每天中午都会给她母亲打电话。”审监庭助理审判员刘浩说,“我就看到过好几次,每次一打就是半个多小时。问问母亲吃饭怎么样,鼓励她母亲积极配合治疗。”

  “法官开庭不能接电话。有一次,开完庭回来,刘姐看到手机有好几个她父亲的电话,当时脸色就变了。赶紧回拨过去,一边还低声说着‘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’?电话一通,就听见她特别焦急地问:‘妈怎么样了?’电话那头说没事,她才松了口气。”刘浩说,“她当时的心情我特别理解。同样的事我也经历过。”

  知道刘浩工作忙,他的母亲平时很少给他打电话。一次开完庭回来,看到母亲的未接电话,回拨过去,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刘浩姥姥的死讯。连最后一眼他都没能看到。

  “我心里当然难受,对至亲的这种遗憾是一辈子的,但凡是有一点办法,谁也不想。”刘浩说,“可是真的为了这些放弃工作吗?每个法官手上都有那么多案子,哪个案子不需要及时办理?”

  “上学的时候总觉得什么案子6个月还办不完?现在才知道,法官不是办完一个案子才收下一个的,往往是手上同时有几十件甚至上百件案子等着,这种压力,进了法院才体会到。”

  “但是,我觉得值得。刘姐常说,‘做法官要对得起学了多年的法律专业,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,不忘初心’。”

  “立案登记制之后,我们收案数量增长了一倍,员额制之后,法官数量却减少了一半,办案压力太大了,每天都得加班加点。”审监庭助理审判员王丛强说,“作为庭室负责人,刘姐本可以办理70%指标的案件就完成任务了,为了减少我们年轻人的压力,她主动按100%收案。这样我们每人每年可以少办几十件案子。她把压力留给了自己。她每年的结案率都排在院里前5名。”

  “有时压力太大也会想,这么拼命到底图什么?可看看刘姐,每天下班,我们加完班走了,她还在电脑前打判决加班,都快退休了还跟我们一样加班加点,我们有什么坚持不了的?”王丛强说,“刘姐经常鼓励我‘改革期压力大,但这只是个阵痛期,中国的法治会越来越好的,法官的地位会越来越高。’”

  “我相信,即使知道结果,刘姐还会这么拼命,因为这就是她。”

  “她实在是太累了,没有一天不加班的。”刘爽的丈夫郑逢春实在看不过去,还曾背着刘爽找过院领导,希望能对刘爽这个“老同志”照顾照顾,少分点案子。

  刘爽知道后和丈夫大吵一架:“案子那么多,我少办了,别人就得多办,你怎么还好意思去跟领导提?”

  郑潇:她教导我,不要因一己私利背叛自己的信仰

  雨依然密密匝匝地下着,刘爽床前的监控器上,显示出一条长长的绿色横线。

  5月4日晚上8时43分,刘爽安静地走了。这一天,距她53岁生日还有1个月。

  “这么好的人,怎么能说走就走了?好人咋不长寿呢?”张小晴哭了。

  “‘刘法官走了?是审我案子的那个刘法官吗?’那天晚上,很晚了,我办理的一个案子的当事人打电话问我。”李华桦说,“我告诉她,是的,刘法官走了。电话那头,她失声痛哭。”

  “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。”郑潇说,“母亲那么善良,从小,每次见到乞丐就会给我一些零钱让我给他们。长大后我告诉母亲那些都是骗人的。母亲说,‘我知道他们是职业的,我只是想让你对弱势者存有一颗怜悯心。”

  “那年冬天,一位老人拄着拐杖来到法庭起诉儿子不尽赡养义务。妈妈听他诉苦,听了很久。临走时,看见老人被冻裂的双手,就把买给爸爸的新手套送给了他。开庭那天,她还把我爸爸的一件羽绒服带给老人。”郑潇说,“我考上吉林大学法学院后,妈妈总是告诫我,‘一个优秀的法律人应该有法律信仰,不要因物质因素或一己私利而背叛自己的信仰。法律知识是可以后天学习的,法律信仰却是要深入内心的。如果没有信仰,学再多法律知识只会危害社会,不要让你的法律知识成为恶法。’”

  “做儿子,没有一个人希望会是这样的结果,如果有可能,我宁愿她什么都不干,只要她能好好活着。”郑潇低声地说。

  (文中当事人为化名)
来源:人民法院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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